一些男性打工者说，“这些女孩有点单纯过头了，纯粹是傻，一骗一个准!”

“较之男性农民工可以通过找小姐、看黄色录像、说黄色笑话等较为直接地发泄性欲的方式，女性农民工更多的是经受心理折磨。事实上，从性心理来说，男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旦女性从传统道德观念中挣脱出来，就容易违背性道德。”曾做过新疆农民工艾滋病现状调查的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吐尔文江说。

　　性骚扰之痛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从事足疗、美容美发、餐饮等服务业的打工妹极易被顾客进行言语、动作上的骚扰，甚至性侵犯。而这些打工妹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劳动知识培训，大都维权意识不强。同时她们也害怕别人知道后，认为她是不干净的女人，宁愿独自承受性骚扰所带来的精神苦闷。

笑起来有深酒窝的胖女孩秀柯来自四川，自从被同餐厅的男服务生侵犯后，她变得沉默寡言。

去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秀柯轮休，12人一间的宿舍只有她一人，睡梦中，秀柯感觉到眼前有个人把她的被子掀开了，趴在她身上，她猛地惊醒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和她一起轮休的男服务员。

“你要干吗?”秀柯推开他，却不敢大声喊叫。男女宿舍同在一层，有个门隔开，只有晚上才锁，楼下就是餐厅，秀柯害怕别人知道。那天，那个男服务员强奸了她，秀柯只能默默流泪。

没过几天，秀柯就辞职了。她几乎崩溃，从没谈过恋爱的她没想过她的第一次竟是这样的。重新换了一家餐厅的秀柯虽然表面上乐呵呵的，但她内心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可耻的事折磨着，年仅19岁的她不再幻想爱、相信爱。

　　“她们几乎没有避孕常识”

在针织厂工作的蕾蕾觉得自己就像待在“尼姑庵”：早上10时出工，中午1小时吃饭时间，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10小时不停地站在挡车前织毛衣，非常枯燥。吃了饭，和工友在街边溜达一会儿后，就回到10人一起居住的大宿舍里，没事做就聊天。

蕾蕾和室友们也会偶尔聊起女性生理期的问题，一天，蕾蕾大声喊，“一定要等到结婚时还保持处女之身”，旁边铺位的女孩小声地问，“什么叫处女啊”，这让不太懂男女之事的蕾蕾感到惊异，“天哪，还有比我更笨的”。

蕾蕾所在的工厂并没有开设针对她们的性教育课程，她们也很少上网、看书，几乎没有任何渠道去了解相关知识。

很多打工妹和蕾蕾一样，在这个敏感话题上缺少来自正规途径的引导。

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旁，穿过阴暗狭长的地下通道，这片建在山坡上的低矮平房成为外来打工人群的聚集地。每天晚上七八点钟，这里穿梭着年轻的打工妹，她们大多是在火车站商贸城附近打工。

顺着平缓的山坡往上走，几百米的路程就有四五家破旧的小诊所。一位附近村民指着一家小诊所说，开诊所的外地男人据说以前是兽医，根本没有行医资格，屋内设施简陋，主要从事妇科，做人流，因为在大医院做检查比较贵，囊中羞涩的打工妹大都选择在这样一些小诊所里打胎。

“这家小诊所曾经停业1年，因为一次做人流时一个女孩大出血死了。为了躲避责任，开诊所的夫妻俩就到外地躲了一年，回来后依旧大门敞开。”村民说。

在采访中，许多已经有过性行为的打工妹不懂怎么避孕，甚至从没有见过安全套。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陈艳春大夫每天要做二三十例引产或人流手术，她发现来做人流的女孩年龄普遍偏小，有的未满18岁，甚至有的女孩经常来做，面孔很熟，她们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打工妹。陈大夫利用术后指导的间隙和她们聊天，发现她们几乎没有避孕常识。

“外地打工妹在陌生的城市打工，离开父母的监管，特别是对待性问题方面觉得很茫然，又不敢开口问，极易产生问题，需要社会对她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普及基本性知识和避孕常识。”陈大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