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部性学中心研究员薛大奇曾接诊过一名苦恼的病人：他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几年来内服外用过无数痤疮药，但脓肿和结节久治不愈。他最终被确诊为二期梅毒，这才是痤疮的罪魁祸首。

不久前，一篇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对中国的梅毒现状提出警示。这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祥生和两名外国专家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自从青霉素普遍使用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梅毒发病率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增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共报告梅毒327433例，较2008年增长了17.09%，居全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发病数的第三位。在报告系统比较完善的上海，梅毒已成为最经常被报告的传染病。

这一数据只揭开了中国梅毒疫情的冰山一角。许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或没有去正规医院检查，他们都不在监控数据内。“实际发病率还要高很多，”陈祥生告诉本刊记者，“梅毒已是目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以更“低调”的面目死灰复燃

梅毒，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和船员将它带回欧洲，梅毒在欧洲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

1505年，梅毒由印度传入广东，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中国城市的梅毒患病率高达5% ~ 10%，在北京、上海等地，85%的妓女患有梅毒。

解放初，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止卖淫运动，妓院被关闭，涉及人员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费性病治疗。1964年，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兼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外媒惊呼，这是“东方的奇迹”。

从此梅毒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中国撤销了大部分性病防治机构，医院不再开设性病专科，医学院校取消性病课程。对中国人来说，性病似乎已与己无关。流行病学家、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声回忆说，那时“连皮肤科、泌尿科和妇产科医生都不懂性病的临床治疗”。

然而梅毒并未绝迹，1979年12月，重庆报告梅毒病例。实际上，此前部分地区已有不公开的零星病例报告。1973年，乌鲁木齐确诊2例传染性梅毒，次年又发现1例早发性先天梅毒。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流动，梅毒发病率逐渐增加，尤其是从1993年开始，梅毒病例报告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在1993年到1999年间，年均增长85%。

与500多年前相比，如今的这种苍白螺旋体变得更为“低调”。中国去年报告的梅毒病例中，1/3以上属于隐性梅毒。隐性梅毒通常不会表现出“长恶疮、发臭味”等典型症状，很容易被人忽视，也就更容易传播。

在5月16日开幕的第五届全国性传播疾病防治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宝玺指出，如果不加控制，半个世纪前梅毒泛滥成灾的现象也许又会重演。

　　社会文化的“宽容”加剧传播

因为廉价的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预防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往往被低估。

梅毒会明显增加艾滋病传播的风险。陈祥生表示，新近的研究表明，非常早期的艾滋病毒感染与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造成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占艾滋病感染总人数的至少40%。

令人担忧的还有母婴传染带来的胎传梅毒。2008年，中国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例以上先天性梅毒患儿出生。妊娠期间，未治疗的早期梅毒可导致25%的死产和14%的新生儿死亡，总的围产期死亡率达40%。

性工作者、购买性服务者、同性恋等是梅毒传播的高危人群。广西自治区疾控中心一位研究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所接触到的除性工作者以外的梅毒患者，全部是嫖娼感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