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回应，卫生部组织专家制定《器官分配与共享原则》，核心就是医学需要原则，并据此研发器官分配系统。所有等待移植的患者都依据医学需要原则评分排队，评分高者得到器官，与患者身份、地位无关，而且所有过程都有记录，可以溯源。 昨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高新谱解释，将会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使器官分配系统中不仅显示等待者的信息，还包括捐献者的信息，成为一个完整的数据库系统。“等待移植的患者在医院等候时，能够看到自己的排位情况。”所有与“排位”相关的数据，都来源于各个医疗机构的临床录入，各医疗机构能够彼此监督。此外，还有卫生部门的行政监管、红十字会的第三方监督等。 补偿的合理性 人文关怀人道救助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器官捐献体系会引入一定的人道救助经济补偿。这是否会导致器官捐献被利益诱导？ “我们在制定规则过程中，格外注意防止利益诱导。”高新谱介绍，对于捐献者及亲人的救助，主要集中在人文关怀、人道救助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对家属的心理援助等；后者是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的基础上，对于捐献者本人最后一次就诊中产生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及对于捐献者需要赡养的父母、需要抚养的子女、无经济来源和劳动能力的配偶，给予人道救助。他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具体救助数额，最高限额拟参照当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数额而定，全国各地的具体救助标准会有所不同。这个标准也是经过国内外伦理学专家共同研讨制定的。 如何鉴定死亡建立标准介入监督 针对死亡标准，红会称，卫生部已参考美、英等国的死亡标准建立了中国的死亡标准，一切与死亡判断相关的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死亡判定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来实施。同时，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介入，对死亡判定的见证起监督作用。在此过程中，如果有违法行为，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高新谱称，虽无政策硬性规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判断死亡的医生和器官获取的医生并不在同一个医疗单位。按照器官捐献流程，“信息员”由一线医务人员担任。当发现病危、濒死、脑死亡患者时，“信息员”会联系分布在全国的332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为家属解读政策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但不能够进行“劝导”。 |